新浪财经讯 9月6日至7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减税降费的进展与成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出席并演讲。

　　刘尚希表示，减税降费可以有三种类型，一个是靠内需的减税降费；一种是降成本的减税降费；还有一种是引导预期的减税降费。三种不同类型的减税降费要求是不一样的，最容易操作的就是靠内需的减税降费，只要减了就行，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政策就算成了，因为政府少收了，纳税人可支配收入就增加了，内需自然就扩大了。

　　以下为文字实录：

　　刘尚希：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论坛！

　　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减税降费的进展与成效，我简单谈一点看法。大家都非常关注减税降费，怎么样去看待减税降费？怎么样去评判减税降费？减税降费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路，会有不同的结论。按照常规，分析减税降费，做了什么？减了多少税？刚才冯部长也列举了一些数字，再对比一下相关的指标，对标减税降费取得的效果，投资怎么样、消费怎么样、经济增长怎么样，一般按照这样的思路评判减税降费，理论上最常见的分析框架，是三架马车的分析框架，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减税降费有多大的成熟效应。它带动了多少投资，带动了多少消费，拉动了多少GDP的增长等等，一般都是这么分析的。

　　我觉得今年从这么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恐怕又是偏颇，这与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有关。我们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周期性一说，说是周期性的因素，也有结构性的一说，主要是结构性的因素，结构性问题。我认为我们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当前处于转型升级的观念时期，爬坡过坎的重要的节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毫无疑问主要是结构性问题。所谓结构性问题，具体一点说就是结构怎么样升级的问题。从传统的结构要过渡到一种适合于现代发展阶段的结构。因为现在资源约束、环境约束、老龄化的约束、劳动力的约束等等这些约束都在增强。传统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发展的路越走越窄了，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面临的约束，条件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苛刻了，必须要有一种新的结构才能支撑进一步的发展。

　　在结构转换的过程中，内生出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现在世界上有特朗普是不确定性，大阪峰会的时候提出说世界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那在我们国家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及其整个国家都在转型的过程中，内生出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叠加在一起，不确定性就会放大，那么在这种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企业来说，难以作出准确的预判。未来前景怎么样，我该怎么投资，我该怎么选择产业，这对企业来说都变成了难题。对企业来讲，既要维持生存，还要发展，很显然，这种面临不确定性比以往多得多。在以前的那种条件下，对企业选择也有难度，但难度没有现在这么大。现在企业选择的难度更大了，面临的不确定性比以前大得多，不仅要面对市场领域微观不确定性，还要面对宏观层面的不确定性。还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还有加上政府行为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比如政府政策不协调，部门之间政策的打架，这也会带来不确定性。还有整个风险上升，监管的力度都在加大，各个方面都在从严，这种从严也会带来种种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叠加之下，对企业来说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难以形成明确的预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策应当指向哪里呢？毫无疑问指向的应当是稳预期。中央提出六稳，落脚点是在稳预期上，怎么样稳预期、怎么样引导预期、怎么样管理预期成为了当前宏观政策的重心。再按照传统需求管理的思路，按照三架马车的分析框架制定政策和调整政策，我认为无法应对当前多层面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宏观经济的政策重点在稳定预期，减税降费也得要转向稳定预期。

　　简单归纳一下，减税降费可以有三种类型，一个是靠内需的减税降费；一种是降成本的减税降费；还有一种是引导预期的减税降费。三种不同类型的减税降费要求是不一样的，最容易操作的就是靠内需的减税降费，只要减了就行，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政策就算成了，因为政府少收了，纳税人可支配收入就增加了，内需自然就扩大了。降成本的减税降费，难度稍微要大一点，要有更多的针对性，对市场运行的情况，对产业的结构得有更多的了解，否则降成本的减税降费精准性、有效性就比较差。

　　过去习惯是靠内需的减税降费，然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又转向降成本的减税降费，“三去一降一补”其中一个就是降成本，这些年财科院不断进行降成本的大型调研，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在进行研究。现在仅仅满足于靠内需降成本实施减税降费已经远远不够，应当转向稳预期的减税降费，稳预期的减税降费难度是最大的，减税降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今年实施的减税降费，靠向稳预期的角度。稳预期的减税降费要求减税不能是在税基上做文章，打一个比喻就是做包子，不透明，必须是从包子做比萨，摆在明处，才能有获得感。在税基做文章，转向更多在在税率上做文章，这样的减税更多在税率上做文章。比如说增值税基本税率一下降3个点，这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降税率就不需要在税基上减税，税基上减税往往有期限，3年、5年到时候再说，本身存在不可预期性。降税率降下来了，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6%降到13%，不会说是3、5年，降下来估计就降下来了。透明度、可预期性、稳定性这些方面看比其他大得多。这种情况下会根据这样的税收政策的安排，企业做他的考虑，研发、投资，创新这些方面比以前应当说可预期性大大增强了。

　　所以从这点来说，今年这一轮的减税降费比以往更具有引导预期的作用。引导预期的减税当然很自然也具有靠内需降成本的效应。所以，我们现在的减税降费，转向稳预期，这是当前需要重点深入研究的。不能再按照传统的分析框架，老一套的理论再去琢磨怎么去减税降费了。

　　现在减税降费的力度是超大的，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上半年的税收收入增长只有0.9%，6月份的税收收入负增长，个人所得税的增长是负的30%多。这样的负增长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是很少见的，带来了大量财政的压力，地方财政的压力尤其明显。政府过紧日子，财经是紧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减税降费，应当说力度很大。但是，我们是从一季度宣布，10月份增值税开始减税了，效果还会不断的显现出来。至少这种减税降费给我们心理上面的获得感比以前大大增强了，但是一季度、二季度的经济，比较一下，下行了0.2个百分点。当前的宏观政策应当说采取了很多重头戏就是减税降费，但是，还没有起到遏制经济下行的态势，当然还有外部的因素叠加在这儿。这就说明怎么样进一步稳预期，增强企业的信心，尤其在增强企业它对未来预期利润的可预期性，这方面怎么样更多的下功夫。想到这个又想到减税降费了，其实影响企业未来利润预期的，不仅仅是税后费的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转化而成的风险以及成本。其实不确定性会给企业带来越来越高的成本。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不确定性能带来成本？比如，家里装防盗门，防盗窗，这是不是成本，这就是不确定性引发的。在经济领域，类似这样的不确定性转化的成本会越来越多。所以，在会计准则里头有减资准备，不确定性越大，成本会越来越大。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要从政府方面采取措施应对。

　　这已经不断提醒我了，我讲的也有不确定性，只能讲这么多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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