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商品期货ETF基金获批 期货市场增量资金来了

　　本报记者 叶青 北京报道

　　8月27日，首批商品期货ETF包括华夏饲料豆粕期货ETF、大成有色金属期货ETF、建信易盛能源化工期货ETF获批。上述ETF在发行成立后将于交易所上市，这意味着ETF大军团又添新品种。华夏基金研究发展部董事总经理骆红艳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资产配置时代到来，商品投资机会凸显，接下来，还会进一步布局商品期货ETF产品。

　　公募基金布局三大行业

　　《华夏时报》记者询问多家期货公司负责人发现，业内对商品期货ETF期待已久。由于《商品期货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指引》于2014年12月发布，在此之前，只有国泰、博时、易方达、华安四家基金公司有跟踪黄金现货的ETF产品。 2015年8月，第一只商品期货基金——国投瑞银白银期货基金（LOF）面市，但商品期货ETF一直没有获批。

　　所谓商品期货ETF是指以持有商品期货合约为投资策略，并跟踪商品期货价格走势的交易型开放式基金。由于大宗商品与传统股票和债券相关性较低，商品期货ETF可作为良好的资产配置工具用于分散风险。商品期货ETF具备如下优势：投资门槛低、交易成本低，交易渠道便捷，低杠杆、风险可控，T+0交易、投资效率高，紧跟商品指数、透明度高，跟踪误差小，挂钩商品、具有资产配置和抗通胀功能等。

　　事实上，随着银行理财新规落地，商品基金也是公募基金的重要战略类别。

　　“随着国内资产配置时代到来，商品作为独特的资产类别，日益受到资管机构关注。与此同时，由于CPI是计量消费品的价格变动，配置商品有天然的抗通胀优势。国内豆粕期货价格与国际市场联动，市场化程度高。因此，豆粕期货ETF开发具有重要意义。”骆红艳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为什么选择豆粕期货作为ETF开发标的，骆红艳进一步表示，大商所豆粕期货价格与国际市场联动，市场化程度高。大商所豆粕合约与CBOT大豆价格走势紧密联动，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70，去除受宏观扰动因素影响较大的时段并按汇率折算后，两者相关性可以达到90%。

　　其次，骆红艳表示，豆粕期货市场容量大、流动性优良。大商所豆粕期货于2000年上市，上市以来，豆粕期货的持仓量保持稳步提升，日均持仓最高在2015年近232万手，近几年来稳定在200万手附近。成交量则波动较大，2016年日均成交量超251万手，为历年最高。

　　2018年，豆粕主力合约的日均持仓量近207万手，国内大宗商品持仓量排名第二；日均成交量近129万手，排名第三。在农产品期货中，豆粕期货流动性居于首位。从成交持仓比来看，豆粕期货市场相对更为成熟、理性。

　　此外，对于此次获批的豆粕期货ETF，华夏基金数量投资部基金经理荣膺则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由于农产品与传统的股票、债券等相关性不高，可以作为资产配置工具，有效优化客户资产组合的风险收益结构；其次，传统股票对抗通胀的功能发挥较有限，而豆粕作为生猪的主要饲料来源，与CPI有稳定的相关关系，具有天然的抗通胀优势。预计公募产品将会成为商品期货市场的重要参与方。

　　大成有色金属期货ETF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法跟踪上海期货交易所有色金属期货价格指数，是国内首只且仅有的可直接投资有色金属期货的指数基金。大成基金期货投资部总监李绍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该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法进行投资，按照标的指数的成分期货合约组成及其权重构建投资组合。

　　公开资料显示，该基金系国内首批商品期货基金，也是目前有色金属期货投资的唯一一只基金。

　　投资者不直接参与商品市场交易，仅通过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或二级市场交易即可参与大宗商品投资。投资门槛相比于直接投资商品期货低了不少，该ETF基金认购的投资门槛为1000元，联接基金认购的投资门槛仅为1元。该基金的投资标的透明，即为沪铜、沪锌、沪镍、沪铝、沪铅、沪锡6种期货合约+货币市场工具等。

　　建信基金内部人士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建信易盛郑商所能源化工期货ETF基金（以下简称建信能化ETF）跟踪标的为易盛郑商所能源化工指数A（以下简称易盛能化A）。建信能化ETF主要采用指数复制策略，跟踪易盛能化A指数，严格按照成分品种在易盛能化A指数中的比重构建组合。

　　目前，易盛能化A指数的4类成分标的分别是动力煤、PTA、甲醇和玻璃，均为郑商所成交量大、交易活跃的能源化工期货品种，上下游产业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期货散户能否改变亏损常态？

　　据记者了解，国外的商品期货ETF历经15年的发展，虽占全球ETF的比例不高，但已经成为比较发达的市场。相较而言，我国的商品ETF市场才刚刚开始起步。

　　商品期货ETF也正是由于其在资产配置方面的独特功能，在美国受到投顾公司的青睐，是资产配置组合中不可或缺的标的之一。随着首批商品期货ETF获批，国内投资者今后也能通过公募基金布局我国的商品期货。建信基金内部人士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购买建信能化ETF需开立股票账户，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均可参与。

　　投资者可以购买建信能化ETF，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收益：一是基于ETF基金的特有属性，ETF基金在交易所挂牌交易，投资者可以在二级市场实时交易，赚取差价；二是基金本身的收益，投资者可通过长期持有的方式赚取基金增值收益。

　　“对于大多数参与期货交易的普通投资者而言，期货市场还是交易难度很大的，这使得大宗商品的投资门槛较高。参与市场交易的人，除非有一套严谨的交易体系，面对盘面快节奏的变化，以及交易信息的不对称，大多数交易者都处于亏损状态，希望商品ETF的出现能改变这种状态。”期货投资者梁先生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据悉，期货ETF投资门槛相比于直接投资商品期货低了不少，以大成有色金属期货ETF为例，其认购的投资门槛为1000元，联接基金认购的投资门槛仅为1元。这样一来，跳过了期货市场的50万元投资门槛，投资者可轻松参与分享期货市场投资收益。收益方面，该基金类似一个指数基金+货币基金收益增强组合，10%以内期货保证金+80%以上资产投资与货币基金投向相同；在效率方面，基金二级市场可T+0交易。

　　高管离职潮涌

　　26家公募基金总经理“挂靴”

　　■本报记者 陈锋

　　见习记者 梁银妍 北京报道

　　公募基金高管变动频繁。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8月27日，2019年以来累计203位高管出现变更，已超过2018年全年七成。

　　基金公司总经理等核心职务亦深陷离职潮。据《华夏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8月27日，今年以来已有26家公募基金公司总经理离职，超过2018年全年离职人数。可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中小基金公司为离职“主力”

　　整体来看，2019年公募基金公司总经理离职的情况大部分发生在中小公司。

　　根据天天基金网数据，截至2019年8月27日，管理规模排名前25公募中，2019年出现总经理变更的仅有工银瑞信基金、农银汇理基金、兴业基金和交银施罗德基金。该四家公募均为“银行系”。

　　其中，工银瑞信基金原总经理郭特华、农银汇理基金原总经理徐金超、交银施罗德基金原总经理阮红，均升任为董事长。兴业基金原总经理汤夕生则为届满离任。

　　值得关注的是，多家公募的总经理亦在数年间频繁变动。

　　银河基金总经理4年内经历3次换帅，分别为尤象都、刘立达、范永武。除尤象都外，其余两人均未在总经理一职待满2年。2019年5月，范永武离职后，总经理一职由董事长刘立达代任。

　　华润元大基金于2013年成立，总经理6年内经历3次换帅，分别为林冠和、林瑞源和孙晔伟，基本每隔2年换一次人。2019年3月，孙晔伟离职后，总经理一职由李仆接任。

　　圆信永丰基金于2014年成立，总经理5年内经历2次换帅，分别为周昭如和董晓亮。董晓亮自2015年担任总经理一职，离任时圆信永丰基金公募总规模尚未突破200亿元。

　　此外诸如“PE系”恒越基金，成立于2017年9月，仅1年半时间，首任总经理毕国强即遭罢免。湘财基金成立于2018年7月，2个月后总经理来君休产假，董事长代任，2019年2月，来君产假结束后履新总经理一职，但4个月后被降职为公司副总经理。朱雀基金成立于2018年10月，不到半年，总经理刘万方因个人原因离职。

　　财经评论员郭施亮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基金公司总经理离任可能与金融混业经营等因素有关，在大资管时代下，基金公司高管面临更多选择，在中小基金公司中很难得到突破，从而进行转型。同时，考虑到薪酬激励、发展前景、股东方要求等因素，有实力的高管也可以自立门户，提升自主权与话语权。

　　“分手”原因各不相同

　　数据显示，2019年总经理离任的原因，主要分为届满离任、退休、换岗、跳槽和停职五种原因。

　　届满离任的总经理有3位，除了兴业基金汤夕生外，还有国投瑞银基金王彬和先锋基金齐靠民，任职期限为3-6年。此外，上投摩根基金章硕麟因退休离任。

　　换岗的总经理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升任公司董事长，如工银瑞信基金郭特华。一种是按股东方要求，调任其他公司，如申万宏源基金陈亮，转任银河证券总裁，华富基金余海春，转任华安证券总经理助理。还有一种则是降职，如湘财基金的来君。

　　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总经理超4成以上。从已披露任职去向的总经理来看，上银基金李永飞自立门户，创办景泽基金，并带走包括上银基金督察长、总经理助理、基金经理等6位核心人员。宝盈基金张啸川跳槽中邮基金担任常务副总经理，中融基金杨凯则回到“老东家”宝盈基金担任公司总经理。

　　北京某公募基金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2019年行情不好，整个公募基金的行业发展也很艰难，高管也频繁出现一些变动。另外，行业集中度开始提高，提高之后，在中小基金公司比较难熬，另谋高就也是人之常情。

　　另有某大型私募公司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对于公募来讲，一方面受到股东方约束，另一方面要对投资者负责，如果公司氛围不好，再加上激励政策不到位，一些总经理或基金经理转头做私募也很正常，毕竟自己话语权更大。

　　出现停职的情况有两例，一位是恒越基金毕国强，据媒体报道，毕国强免职原因可能是与股东理念不合。且此后毕国强并未转任公司其他工作岗位，据悉已离开恒越基金。

　　另一位则是诺安基金奥成文，公开资料显示，奥成文是诺安基金的元老级人物，2002年10月即参与诺安基金的筹备工作，其后担任公司督察长，2006年9月底开始担任公司总经理，至今已有13年。2019年8月22日，诺安基金发布公告称，停止奥成文所担任的总经理职务，总经理职务从8月20日起由董事长秦维舟代为履行，履职期限为90日。随即《华夏时报》记者就奥成文停职原因，询问诺安基金相关负责人，截至发稿尚未得到答复。

　　某私募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公募基金的总经理看似光鲜，背后压力很大。离职的原因各种各样，公司氛围、发展前景、收入情况、股东方等因素都可能导致离职，但归根结底，要么钱没到位，要么是未能掌权。

　　继任者多来自“内生力量”

　　从继任总经理来看，26位继任者中，8位是由副总经理提拔上来的，分别为国开泰富基金朱瑜、大成基金谭晓冈、华富基金曹华玮、蜂巢基金陈世涌、华润元大基金李仆、农银汇理基金施卫、中融基金黄震和交银施罗德基金谢卫。此外，中信保诚张松孝由首席市场官升任为总经理。

　　其次，另有7家公募的总经理则由董事长或其他高管代任，分别为诺安基金董事长秦维舟、泰达宏利基金首席信息官傅国庆、银河基金董事长刘立达、国投瑞银副总经理刘凯、渤海汇金基金董事长徐海军、恒越基金董事长黄鹏和先锋基金董事长张松孝。

　　另有北京公募基金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一般情况下，由公司内部提拔上来的，相对对公司比较了解，方向一般情况下不至于出现很大偏差。

　　直接来自股东方任命的总经理也有8位，分别是工银瑞信基金王海璐、上银基金刘小鹏、圆信永丰基金蔡炎坤、申万宏源基金杨玉成、上投摩根基金王大智、新华基金刘全胜、兴业基金胡斌和朱雀基金王欢。

　　由其他基金公司跳槽而来的总经理并不多见，一位是宝盈基金的杨凯，另一位则是湘财基金的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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