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请稍候... 自动播放 play 李扬：我这代人刚好赶上这个尾巴 向前 向后

　　新浪财经讯 日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日前在《亲历改革》节目中谈到，他插队做了2年农民，回城做了7年多建筑工人，高考复习时都不敢请假。后来考上复旦后，老师是复旦大学的陈观烈，李扬称，“他那个年代的人，真正学金融的就他一个。”也就是这时，李扬在求知欲最旺盛最年富力强的时候，赶上了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大时代。

　　“亲历改革——中国经济50人论坛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新浪财经的合作项目，旨在记录改革开放40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采访对象包括吴敬琏、杨伟民、樊纲、吴晓灵等著名经济学家与企业家。

　　以下为实录：

　　李扬：我本科学的是政治经济学，现在像我这个年龄上下的人，学经济学的第一阶段绝大多数都是政治经济学。那时候中国没有别的学，只有政治经济学，而且课程是上午学《资本论》，下午学《学术史》，基本上都是马克思的东西。有时候还可以参考一些前苏联的东西，非常简单。因为中国过去一直不是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哲学那些东西搞得多。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教科书，也没什么特别多的课程。

　　但是后来开始要搞市场经济了，我们77、78、79年当时叫做商品经济，91到92年的时候是市场经济。我们那个时候搞商品经济，课程突然一下子就多了起来，什么管理，什么市场营销，能搞到什么就学什么。

　　我快毕业的时候，要考研究生，按照当时老师的说法，说你身上是有一点学术造诣的，做学术可能以后会有些成就，于是他们都说你还继续学政经学，那个时候政经学和现在的政经学还不是一样，但是我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应当说是第一个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这个老师，其实他是全国乃至世界很知名的一个金融专家，滕茂桐教授，现在很多人不太知道他。他解放前是燕京大学的，然后在剑桥大学读的硕士，然后回国在南开，解放前任南开经济学院院长，后来还在中央银行任过职。

　　我问他选专业，他说当然学货币银行学了，当时叫货币银行学，还不叫金融学。以后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货币银行，你说你该不该学货币银行学？听他这样说，我就去学货币银行学了。当时全国的大学里面有货币银行学专业的很少，后来他推荐我到复旦大学去，当时复旦大学那个专业很叫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与银行，很有那个时候的特色，那个时候全国硕士学这个专业的就三个人，不像现在多得不得了，我就学金融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做金融。

　　我觉得自己应该，也可以更加深入地思考。我们那个时候，从全国来看，货币银行学有两条体系，一条是资本主义的货币银行，还有一条叫社会主义货币银行。现在我这个年龄上下的很多搞金融的人，一开始学的是社会主义货币银行，我一开始就没学国社会主义货币银行，直接就资本主义国家货币银行。

　　长期看下来，我占了很大很大的便宜。

　　我们老师是复旦大学的陈观烈，他那个年代的人，真正学金融的就他一个。他是哈佛的，他用原版教材教我们，到后来那个教材翻译成中文了，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那时候研究生待遇很高的，是可以和教师一样用教师食堂、教师阅览室的。

　　我记得很清楚，复旦那片草皮对面的一个三层小红楼，那是教师阅览室，我们可以在教师阅览室看书。当时只有一套翻译本，我们三个学生，大家都要去看，后来大家就心照不宣，谁早点去，谁就去霸一天。后来就把整个那一本书，大概那么厚，上下本全抄下来了。现在我能找到我的笔记，三本笔记。所以我就体会到叫“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一定要是好的书，原理的书，好的原理，你把它好好地琢磨下，受益一辈子，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书。

　　你要把金融搞好，还必须懂财政，还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要懂财政。金融、财政、宏观经济学，三门课放到一起，你才能懂。当时复旦的财政学不行，我们紧邻的上海财经大学当时财政学非常好，他那里有几个教授，我都系统地上他们的课。有一个曹立瀛教授，当时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他在民国时期是才子，后来解放后，监狱里面呆了二十多年，他是三几年美国的双博士，非常好。他后来放出来之后，粉碎“四人帮”之后，就有一种老树新花的感觉，觉得时间很有限，拼命地上课，他后来就上财政学，他也是财政学上得非常扎实。我们直接就学公共选择，后来学术界都知道什么公共选择，什么科斯定律，都答那个新东西，他们那些人，那时候就从这个为起点，开始在教财政学，那也受益匪浅。

　　还有一个叫王传曾，是剑桥大学的博士，他那个时候也是历史反革命，也是才解放。所谓历史反革命，就是在抗战时期，他做过四川省财政厅厅长。他教的学术史，财政金融学术史，我有两本笔记，我想什么时候把它整理出来，现在回头看还是非常的权威。

　　我们这代人，刚好赶上这个尾巴，赶上这批人解放出来了，他们又想干点事，所以很希望把自己平生所学教给学生，刚好我们又想学，就跟他们其实一方面学知识，一方面就结成了忘年交。

　　我要讲我自己的成长，这一段我是必须要说的，我非常的有幸受到了国内这一批老先生的教育，亲自听他们的课。那时候都是忘年交，老师有时候下课了，请我坐一坐，不是喝酒，喝咖啡，还是那种作派，特别在上海的时候，复旦教授说请你来家里坐一坐，好，我说可以，到那儿去，旁边一个咖啡店在那儿，完全是那种作派，那个对我有非常大的冲击，学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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