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中国最重要、规模最宏大的博物馆。其所藏的历代文物艺术品之富之精，世所共知。千年蓄积，非同凡响，而随着近些年故宫文创及一系列亲民文化活动的举办，越来越多的人们走近故宫、爱上故宫。这里，已经成为每个国人心中最骄傲的文化坐标之一。仰望今天壮美恢弘的紫禁城，有一个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感怀，他就是著名古代文献档案研究、古建筑保护专家，供职故宫74载的“故宫古建保护第一人”——单士元先生。

单士元的七十年故宫情

文/单嘉筠

近日，北京出版社的严艳编辑找到我，告知他们正在编辑一套“大家小书”丛书。之所以找我，就是想要将我父亲单士元生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学术研究的成果介绍给读者。

先父单士元生于1907年，病逝于1998年。九十一年的人生中有七十三年在故宫度过。1925年初，十八岁的他以青年学子的身份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亲历自末帝溥仪被驱逐出宫至清宫被筹办为故宫博物院这一历史变革之业。之后赓续在院直到病逝。

父亲一生简言之，从事了两个学科的研究。第一是1925年在故宫院中清整并出版原清宫中各处存藏的旧档文献史料，与同仁开创了历史档案学科。从1925年到1980年，父亲在历史档案学领域耕耘了近六十年，经他手整理的档案不计其数，出版了《掌故丛编》《文献丛编》等以档案史料为主的期刊，同时还有《清代奏事处考》《清代起居注考》《清代秀女制度考》等专著。他最重要的贡献，首推倡建档案目录学。

《清代档案释名发凡》抽印本 单士元 著。

在其文著《档案释名发凡》中，父亲指出在我国传统文化目录学里，档案目录学应列为一格。这一远见卓识使他成为档案目录学无可争议的创始人。其二是填补了《清史稿》之遗漏。父亲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他的毕业论文《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发表于1934年毕业之际，指导教授为国学门主任胡适。这篇文著响应胡适先生提出的“以毕业论文的撰写补写一代清史稿之遗漏”，使有清一代的一些史志资料得以存世。

另一学科是中国建筑学。父亲本不是学建筑的，只是早年（1929）在北京大学选修西洋史课时受到一位教授的激励才立志涉足这个领域。那位教授讲：“中国建筑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可惜的是中国现在缺乏专门人材研究本国的建筑艺术……”父亲听后民族自尊心油然而发，决心步入古建筑探研领域。从此他在钻研明清史、金石学之外，涉猎中国建筑学。他从清代档案文献中搜集有关故宫及其他重要建筑的沿革、布局规划等史料，在北京地区对著名古建筑、古园林进行调查。同时对紫禁城内各类建筑进行对比研究，每有所得即随手写出札记，以求同道商榷交流。

单士元（左一）1937年与同门学长张鸿翔、吴丰培、商鸿逵（左二）为孟森师（左三）祝寿。

1929年，曾是代理国务总理的朱启钤在北京创办了第一个研究中国建筑的机构——中国营造学社，次年父亲受邀加入其中。1937年因北平沦陷，营造学社被迫转移，在这八年中，父亲在营造学社写出了《明代建筑大事年表》《明代营造史料》《清代建筑大事年表》等文著。更为重要的是，他与当年社友同仁谢国桢、梁思成、刘敦桢等人对宋代《营造法式》一书进行了各种版本的校对工作。其中，他又提出应对古建筑的传统工艺技术进行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传统工艺技术，几千年来都是师徒口耳相传，又因为是劳力者，不被封建社会上层官宦所重视，在史书文献上留下的文字少之又少。当年探研建筑者，多对古建筑的工艺技术不甚了解，研究者更是凤毛麟角。父亲在营造学社内首先提出对古建筑工艺技术进行研究，纳其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范畴。这样，他对古建筑传统工艺技术的研究就走在了前头。

1984年全国政协文化组经济组考察四川宜宾历史文化名城在流杯池吊黄楼前留影，右起依次为单士元、王定国、刘超、魏传统、郑孝燮、罗哲文。

他认为：古建筑，古也；古也，历史也。也就是说对于古建筑要有历史的学识来进行原貌保护与修缮。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故宫第一任主管古建维修的副院长，通过与同事对院中古建历经清末民国未得妥善管理、殿宇楼台宫室内外破乱不堪的现状调查，他提出四句十六字保护修缮方针：着重保养，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这十六字后来成为故宫古建筑维修的基本方针。

单士元20世纪80年代审查工程图纸。

1957年父亲在《北京故宫进行修护保养的状况》一文中说：“明清故宫是中国宫殿建筑总结性的杰作，应当在保持原状的原则下更好地加以保护……在保养修缮工作中，不能简单地按一般工程考虑，而要采取慎重态度，结合历史文献进行。要把工作重点放在保养上……不能要求将故宫修得焕然一新，将来也不应考虑将它变为全新的。”

1957年，紫禁城西北角楼大木竣工，单士元（第四排右二）与施工人员合影。

1958年下半年，一项为新中国成立第一个十周年献礼的大修任务布置下来，首要工程就是对太和殿及四庑崇楼等脱落残损的彩画重新彩绘。这个政治性工程的重担落在了父亲身上。在领导与匠师的支持下，父亲与同事们终于提前高质量地完成了大修任务。在人们争相参观之际，有人兴奋地畅言：“金碧辉煌、美轮美奂是过去在诗赋中读到过的，今天却亲眼得见了。”

单士元（左后一）20世纪50年代与王璞子（左前中）、蒋博光（右前一）同工人一起运料。

在半个多世纪的古建研究中，父亲逐渐形成了独到的见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若仅仅侧重历史素材和实物的调查，而忽视建筑理论的研究；若只着重建筑布局和造型艺术的探讨，而不讲工艺之学和工具之学等，就无法全面理解祖国建筑的形成与发展，无法构成完整的中国建筑史。这是父亲对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一大贡献，也是他青年时期“中国人有能力研究本国建筑文化”的夙愿的实现。1985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日。父亲作为唯一一位供职六十年的老故宫人，则是双喜临门，古稀之年的他不再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而被任命为顾问，全面指导院务。为此他做了《甲子抒情》诗一首： 

乙丑入紫禁，今又乙丑年。

弹指六十载，仿佛一瞬间。

桑榆已晚景，伏枥心不甘。

奋蹄奔千里，直至到黄泉。

 附言：“1924年11月5日清逊帝被逐出宫，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余为善委会工作人员之一。余时初进紫禁城为1924年12月底，应为甲子之末。由于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遂以乙丑年纪之。余今已暮年，将以残烛之光为人民服务，死而后已，用此以报党的教育之恩。” 

单士元（右二）1930年整理清代档案。

十年后的1995是建院七十周年，有人戏言：“溥仪出宫，单老进宫！”虽说是戏言，但道出了父亲一生的经历。细算起来，清逊帝溥仪不过在紫禁城度过了十六年，父亲却在紫禁城度过了七十年，从一位青年学子成长为“故宫学”大家。父亲晚年回忆故宫博物院建院初期，曾说：“我在前辈师长教育下，保护紫禁城文物并受教传统文化知识。现在我成为文博界老兵，一个老故宫人，而师长已归道山。当年我等青年与师辈共同续写紫禁城的历史，不是皇宫史，而是故宫博物院的院史。”对于故宫博物院的五字匾额，他认为，“故宫”是最早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体；“博物院”则规模为全国之最。作为原皇宫建筑的紫禁城，它不同于其他大型新建馆院，其本身就是最大的不能移动的陈列品，紫禁城这座古建群体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可以视为一部通史。

单士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郑孝燮（右二）、罗哲文（右一）考察徐州汉墓。

故宫博物院曾赠给父亲两块匾额，一块是“鸿才硕彦”，另一块是“国宝卫士”，赞誉他为清史补遗、做古建首研的贡献。这或许是父亲一生的写照，也是他与故宫结缘七十年的见证。